1968年春天，北京城的柳絮刚刚飘起，麻晓军与40个北京姑娘怀着报国之志，穿上了崭新的军装。特别让她们自豪的是，与其他军区新兵不同，她们佩戴着鲜红的领章和帽徽，这是西藏军区特有的荣光。登上西去列车的那个清晨，站台上的送行歌声还在耳边回响，她们知道，此去将是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列车抵达西宁后，经过15天紧张的军事训练，女兵们乘坐汽车进藏。她们坐的是带篷的大卡车，车厢底部码放着一袋袋大米，上面摆放着40个背包，女兵们分成4排坐在背包上。那时的青藏公路全是沙石铺就，由于来往车辆频繁，路面形成了一道道的棱儿，被大家称为“搓板路”。

汽车走在上面不断地颠簸着。她们就像是煤球一样不停在摇着晃着蹦跳着。就是这样，她们在平均海拔4000米的青藏线上，整整走了九天。

九天九夜的进藏路

这九天的行程，成为麻晓军终生难忘的经历。每天傍晚抵达兵站时，看到的都是半地下的“地窝子”——地上挖出长方形坑，两边夯实铺上牛毛毡子就是炕，上面搭个半圆的顶。很多兵站不分男女，一个地窝子住四十个人。

高原的夜晚格外寒冷，几乎每天都是绒衣绒裤不离身，有时甚至穿着棉衣棉裤睡在棉被和皮大衣下面，特别冷的时候还要戴上棉帽子，拉下护耳。麻晓军清晰地记得，即便这样，仍然常常在深夜被冻醒。

饮食更是一大挑战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兵站提供的米饭、馒头、面条和炒菜本应是美味佳肴，但吃到嘴里如同嚼蜡。高原气压低，食物总是夹生状态，加上严重的高山反应导致胃口全无，每次吃饭都变成了一种苦行，经常是吃了吐，吐了又吃。为了保持体力，她们强迫自己进食。兵站里75度就沸腾的开水，混合着夹生饭，让许多女兵出现腹胀、腹泻等症状。

最难受的是高山反应。呕吐头痛，低烧是常事，白天迷糊，晚上却睡不踏实，走路像踩在棉花上，还常常喘不上气。接兵干部每天教授克服高原反应的方法，她们也看得出她们和我们一样嘴唇是紫黑的，走路也是一喘一喘的。在干部们的陪伴下，她们的高山反应一天天减弱，身体逐渐适应。

行进到格尔木，她们遇到了西藏军区十一师的退伍老兵。这些老兵大部分参加过对印自卫还击战。当晚，新兵与老兵举行了一场特别的联欢会。

她们表演了歌舞，老兵表演了小歌剧《退伍之前》。麻晓军眼中闪着光，那是军区除《洗衣歌》之后的又一个获奖节目。它表演的是一个即将退伍的炊事班长在离队前的一个晚上，边磨着豆浆边向新班长交待工作的故事。时至今日，麻晓军仍能清晰地记起部分动作情节。

联欢会后，老兵们讲述的战斗故事更是在女兵们心中激荡。在她们心中他们都是战斗英雄。麻晓军说，这也是她第一次深切体会到“特别能战斗”的老西藏精神。

继续前行，翻过海拔5231米的唐古拉山口，过安多后，道路开始下坡，空气湿润了许多，草原也一点一点绿了起来。进入羊八井时，不知是谁突然喊了起来：“天哪！树！树！”全车人都激动起来。

多年后，在一篇报告文学中麻晓军看到这样的描述：一个在山上服役多年的老兵，退伍后下山，抱着看到的第一棵小树哭了起来。麻晓军动情地说，很多人问她这是真的吗？她说是真的。只有经历过在无树戈壁滩上长途跋涉的人，才能理解这种对绿色的渴望。”

第九天，她们终于抵达拉萨。高耸的药王山，庄严的布达拉宫映入眼帘。汽车横着停在军区大院的西门，大门只开了一个小缝，排长命令她们不要带任何东西跳下车，弯着腰快速跑步进入军区大院。她们一进军区，就听到背后“砰”的一声，厚重的大门关上了。没有锣鼓喧天，没有彩旗飘扬，她们悄无声息地抵达了部队。

环顾四周，一座三层的小楼，一大片铁皮顶的平房，一个空旷的简易篮球场。麻晓军这时才明白，她们到“家”了。麻晓军被分配到西藏军区通信总站电话队电话站，开始了她近十年的高原军旅生涯。

总机台上的日与夜

作为话务员，麻晓军的主要任务是在军区总机工作。有人说，话务员在总机值班，再苦再累都是在屋子里，太阳晒不到，风吹不到，雨雪淋不到。其实不然。

她们不仅要背上千个电话号码，记住这些电话在总机上的位置，还要听懂来自五湖四海的电话用户的口音，记住重要部门重要首长的声音，甚至要熟悉每位首长接电话的振铃时长。同时还要按照规范使用设备，用清晰的语言和柔和的语音接转电话。

由于青藏高原山高路远，通信线路长，维护困难，通话质量特别差。特别是边防一线的电话，经常是双方听不到说不清。这时，她们必须承担起为用户传话的任务。

为了能听到线路里那些微弱的声音，她们总是蹲到总机下面，用手捂住不带耳机的耳朵，排除一切干扰，集中精力听着那小小的声音；同时还要把上级的意见一个字一个字地扯着嗓子喊出去。她们的声音之大，常常引起同在一个楼上办公的司令部通信处参谋们的感叹：“好大的调门儿噢！十里八乡都听到了！”

有时为了能及时传出电话内容，她们还要写出传话单，派专人送到电话线路出现故障的机关部门。“这一切都是为了确保军区电话的畅通。”

前指总机的艰苦岁月

1969年底，“一号命令”下达。西藏地处边防，再加上藏北五县的叛乱还没有完全平息，情况十分复杂。军区组建了前线指挥部，并从总站挑了八名女兵成立前指总机。

前指总机设立在一个四面环山、非常隐蔽的山沟里。第一天，八个女兵把一部直流总机和两部磁石总机从沟口抬到沟里，并排放在一块凸起的老虎石下。“一块卡车的篷布从老虎石上垂下，又压上几块大石头固定，遮挡外面的风沙。”

抬总机、拉电缆、布线、搭帐篷、开通总机，整整忙碌了一整天后，疲惫不堪的她们在夜里三点，又开始了下夜班的值守。“刚刚坐在总机前，越刮越大的山风掀起了篷布，厚厚的篷布像丝绸一样抖动起来，发出了‘哗哗啦啦’的巨响。”

班长说：“快上去看看，别让压篷布的石头掉下来砸着总机。”麻晓军顶着风爬到那块巨大的老虎石上，脚蹬石头上的一个裂缝里，两手紧紧拉住已经飞起来的篷布，人几乎躺在岩石上。“风卷着篷布，篷布拉着我，一点一点向岩石边上挪动。使劲！抓住！我知道，如果坚持不住，压篷布的石头会随着风砸下去，我也会从高高的岩石上重重地摔下去。”

危急时刻，两个黑影爬了上来——前指总机的负责人、总站机务站的李站长和维护排的一名男兵。“我们一起固定着这个疯狂的篷布。多年后，每每看到那幅‘我是海燕’的名画时，我都会想起那夜呼呼的狂风和随风飘扬的篷布。”

前指总机的工作繁重而危险。女兵除了承担话务值班外，还要配合维护线路的工作。一次，前指总机的线路突然全部中断，所有电话都接不通。经查，沿着山梁铺设的通信电缆被坏分子砸断成一截一截的，接都接不上。

“在只有点点星光的山脊上，不管男兵还是女兵，背着一捆捆的胶皮电缆和被服线，一步一步地放着线。”整整一夜，在崎岖不平的山脊上走了十几里，终于在天亮前接通了前指通往军区的通信线路。“回到前指，干了一夜的我们，又开始上早班了。”

前指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。一进沟，八个女兵住在一个单层帐篷中。十一月的高原已是严寒刺骨。“为了御寒，帐篷里铺了厚厚的枯草和树叶，两个女兵在草和树叶上，铺两条毡子两床褥子，一起盖两床被子和两件大衣，睡在一个被窝里。”即便如此，她们还经常被冻醒。

两周后，前指总机的男兵女兵们在荒凉的山沟里用活动板房建起了总机房，用自制的土坯盖起了宿舍，用原木搭起了通铺。“大家总算是有了自己的被窝，不再相互打扰了。第一天睡在通铺上，女兵们都嘻嘻哈哈地和自己的睡友道了别，钻进了自己的被窝里。”

山沟四面环山，日照时间极短。“早上十点半太阳才能照到我们的宿舍，下午不到四点，太阳又躲到了高高的山峰后面。”中午休息时，没有值班的女兵都喜欢坐在宿舍的南墙下，享受着暖暖的阳光，感受着晒太阳的幸福。“这阳光太宝贵了。”

由于是临时组建的单位，没有自己的生产班，一日三餐吃的是脱水菜、海带和罐头肉。“只有偶尔的时候才能吃到兄弟单位送来的圆白菜。”这样的日子一直坚持到第二年三月，前指总机的野战生活才告结束。

1971年，麻晓军提干担任分队长。1975年，总站电话队电话站改为总站一营一连，编制110人，除有8名男兵外，102名女兵。组织上任命她为一营一连指导员，这是对她能力和贡献的充分肯定。

1990年，麻晓军随坦克装甲装备高原试验队进藏，这是她离开西藏十三年后，第一次回到第二故乡拉萨。在随试验大队领导向西藏军区首长汇报时，军区姜洪泉司令员惊讶地问道：“你们还有女同志？”麻晓军立即起立自报姓名。

令她没想到的是，司令员手指着她说：“啊！麻晓军，我认识你，通信总站一营一连第一任指导员！”离开西藏十三年后，首长还记得她，西藏军区还记得她，这一刻，所有的付出和坚守都化为了感动和自豪。

“参军是我的第一个愿望，能够成一个职业军人是我终生的梦想。”如今已经退休的麻晓军，回顾军旅生涯时感慨万千，“特别是在雪域高原当兵的日子，都有一种自信和自豪。老西藏精神一直伴随着我，让我不断努力，勇敢前行，实现梦想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