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为土生土长的那曲人，童年记忆中最深刻的家乡场景是什么？ 作为首批“内地西藏班”学生（1988年）， 谈谈您当时离开高原到内地求学的感受？          

让我感到记忆深刻的上学场景是住简陋的土房教室，两个人共用一张木桌，围坐在火炉旁，和同桌共用一支铅笔。

我是1988年赴天津红光中学学习第4批的学生，当时最大的想法是：哇！可以坐飞机了，飞向蓝天，就像雄鹰一样。我想这应该是个人成长与求知的一种渴望吧！“内地西藏班”的政策鼓励我们藏族学生到内地学习，不仅提供了稳定的求学机会，还在生活、学业等方面给予保障，让家长和学生有了坚实的后盾。

80年代的西藏，教育资源相对有限，内地在教学条件、师资力量、课程设置等方面更具优势。对于渴望学习知识、开阔眼界的藏族青少年来说，内地提供了更广阔的成长平台，能接触到更丰富的文化和先进的理念。当时我们怀揣着“学成归来建设家乡”的想法。我想这既承载着个人的理想，也寄托着家乡和国家的期望。

谈谈您在内地的这段求学经历，这对您作出“回到西藏教书”的选择有影响吗？

内地的教学资源更丰富，课程体系更完善，不仅接触到扎实的学科知识，还能通过图书馆、实验室、课外活动等，了解到更前沿的科技文化和思想。这种视野的打开，让我跳出了原来相对局限的认知。在内地学习的七年时间里，我深刻感受到国家对西藏发展的重视。这种体验让我更加明确：个人的成长始终与家乡的命运紧密相连。内地教育给了我“走出去”看世界的机会，而这份积累，更应该用在“回来”建设家乡上——带着学到的知识、开阔的视野，为西藏的发展添一份力，这种选择让我觉得更有意义，也更能体现自身的价值。

可以说，内地的经历让我既看到了外面的世界，也更看清了自己与家乡的联结，回到西藏，是自然而然的选择，也是内心深处对这片土地的责任与热爱。

您认为内地培养模式为西藏教育带来的改变是什么？ 

第一，打破了西藏本地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的局限，为藏族学生提供了接触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。内地完善的课程体系、弥补了西藏在教学上的短板；第二，为西藏培养了一批具备扎实知识储备和开阔视野的人才。通过内地学习，不仅提升了学业水平，还积累了跨文化交流、自主学习等能力，成为西藏教育的发展储备力量；第三，内地西藏班的办学模式，将内地先进的教育理念、教学方法（如素质教育、互动式教学等）引入西藏教育的视野。大量内地西藏班的学生毕业后回到西藏，很多人投身教育行业，他们将在内地学到的知识和经验用于西藏的教学实践中，成为连接两地教育的纽带，直接为西藏教育质量的提升贡献力量。

“内地西藏班”学生的成长经历也激励了更多西藏家庭重视教育，让“通过学习改变命运、建设家乡”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，间接推动了西藏整体教育氛围的改善。

那曲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，您认为在高寒缺氧环境中开展教学，面临的挑战是什么？

高寒缺氧会导致很多的身体问题，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，师生的体力和精力容易透支，直接影响课堂专注度和教学效率。尤其是低海拔地区援藏的教师，汉族教师需要较长时间适应，还有和孩子们语言上沟通的困难。汉族老师在与学生接触过程中，都在努力学习藏语，大多数老师能简单地与家长学生进行沟通，甚至还有很多老师，也能流利地说出一口本地藏语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来自于他们的用心、认真与责任感。作为同事，我非常佩服他们，也觉得非常值得我们学习，作为那曲本地人，我从内心深处感谢与感恩他们。

还有就是教材与教学内容适配性，部分内地编写的教材内容可能与高海拔地区的生活实际、自然环境关联度较低，需要教师额外调整教学内容，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。

在基础设施有限的年代（如早期无暖气、停电），如何保证课堂质量？

我们早期参加工作那会儿，教育的基础设施是非常有限的，但我们不会因为基础设施的一些缺陷去减短或者缩小上课的时间。那时候，课堂质量靠的不是一些先进的教学设备，而是师生对学习时间的珍视。很重要的一点是，教师以身作则：面对困难，教师很少抱怨，而是用积极的态度感染学生。学校开展劳动课，组织学生一起去捡牛粪，每间教室安个火炉，烧牛粪取暖。晚读或阴天停电时，点燃蜡烛（虽光线昏暗，但全班围绕灯光集中就坐，反而拉近师生距离），教师放下对条件的依赖，回归教学本质；学生在艰苦中更明白学习的意义，这种双向的投入，在有限的条件下，依然能实现知识的传递与吸收。

您多次获得语文教学奖项，在藏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学中，遇到过哪些难题？如何让孩子们爱上汉语诗词？  

藏区部分偏远农牧区长期以藏语为主要交流工具，家庭、社区的日常沟通几乎全用方言或藏语，学生缺乏使用国家通用语言的“沉浸式场景”。例如，孩子在学校刚学会的普通话词汇，回到家后因家长听不懂、用不上，很快就会遗忘，形成“课堂学、课后丢”的循环。低年级学生对抽象的汉字、拼音理解困难。对汉语的语序、语法规则（如“把”字句、“被”字句）难以适应，初期学习时容易产生挫败感。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中，把诗词变成“可触摸的游戏”，教《静夜思》时，让孩子们画一画自己家乡的月亮；学《春晓》时，去校园里找发芽的小草、唱歌的小鸟。让抽象的文字变成听觉、视觉、动觉的体验。 

您曾获“师德标兵”，在您心中，高原教师的“师德”核心是什么？

在我心中，高原教师的“师”之核心，是“把根扎进高原，要把心交给学生”。作为老师，首先得有“耐得住”的坚守——耐得住高寒缺氧的艰苦，耐得住远离繁华的寂寞，把自己当成高原的一分子，不是“过客”。 更重要的是“捧得出”的真心。

高原的孩子可能不善表达，但特别重感情。你是不是真的为他们好，核心不是“我要教他们多少知识”，而是“我要让他们相信，自己能走出高原看世界，也能带着本领回来建设家乡”。这种信念，比任何教案都有力量。坚定理想信念，有爱国情怀，要求老师自身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，这不是一堂课，也不是一句话，需要润物细无声。

在您教书育人的过程中，面对部分家长“读书不如放牧”的观念，您如何走进家庭，说服家长？  

与其说是“说服”，不如说是“一起慢慢看见读书的意义”。宣传党的好政策，比如说是5年的免费教育，“三包政策”，孩子们营养的改善，使农牧民学生上学无负担等措施。家长们大多淳朴实在，其实家长不是反对读书，只是怕“读书没用”。他们的想法往往源于生活经验——比如自己靠放牧、务农也能养家，觉得“看得见的手艺”比“看不见的书本”更可靠。通过读书改变生活的孩子，比如考上师范回来当老师的年轻人，包括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用“咱认识的人”的真实经历，代替空洞的“读书有用”。家长心里都装着孩子，只要让他们看到读书能给孩子铺一条更宽的路，这条路既能通向远方，也能扎根家乡，他们总会慢慢和我们一起推着孩子往前走。

您说“为育人而教书”，在语文课堂中如何培养“正直的社会建设者”？  

在每一次文本细读的思考与表达中挖掘“正直”的基因。

比如学习五年级下册课文方志敏《清贫》后，我利用午间阅读课，和同学们一起共读了方志敏同志的另外一篇文章《可爱的中国》节选。其中有这样一句：“欢歌代替了悲叹，笑脸代替了哭脸，富裕代替了贫穷，健康代替了疾病，智慧代替了愚昧，友爱代替了仇恨，生之快乐代替了死之忧伤。”有学生将其抄下来，并在阅读笔记上写下感想：只要我们努力学习，去完成我们的中国梦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方志敏……还有一段佳句：“无论如何，我们决不能让伟大的可爱的中国，灭亡于帝国主义的肮脏的手里。”学生的感想：虽然这篇文章是在暗黑的囚室里写的，可他（方志敏）的内心是光明的，因为他是那么忠诚于国家，爱国心就像一束光照耀着他，我要向他学习。”“方志敏叔叔，你所向往的美好中国，正在渐渐实现，我们一定努力学习，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”。

通过阅读课，阅读英雄故事，让孩子们体会英雄人物形象，用文字表达感想，让学生明白，我们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，也让学生明白，我们要有爱国情怀，要懂得感恩。

在语言实践中践行“正直”。比如六年级下册“学写倡议书”，以倡议书的形式，让孩子们发现身边浪费粮食的现象，“你认为应该怎样去做？说出你的观点”。让写作成为自我反省的载体，让表达成为价值观的镜子。这也是在践行一种朴素的正直—对劳动的尊重，对资源的敬畏，对他人的体恤。当学生能从文字中看见人性的光辉，在表达中坚守内心的尺度，语文课堂便真正实现了“教书”与“育人”的同频。

您如何看待“援藏教师”与“本土教师”的互补性？

援藏教师带来内地先进的教学方法（比如多媒体教学、小组合作模式），通过他们的牵线，可能为学校争取到图书、教具，甚至和内地学校“结对子”，让孩子有机会和远方的同龄人通信，这种“连接”本身，就拓宽了教育的边界。本土教师是最懂这片土地和孩子的人。援藏教师可能轮换，但本土教师是“坚守者”，能在漫长的教育过程中，持续关注孩子们的成长，这种“细水长流”的陪伴，是教育最需要的。

我还听过这样一句话：援藏教师带来的“新”和本土教师坚守的“土”，前者让孩子知道“山外有山”，后者让孩子明白“脚下有根”。说到底，无论是“援藏”还是“本土”，大家的终点都是一样的：让孩子有选择的权利，有幸福的能力。这种目标一致下的互相成全，就是互补性最珍贵的地方。

您如何将内地所学转化为适合高原孩子的教学方法？  

在写作课上，我们将一些较为抽象的内容变成我们身边能看得见、感受到的事物，这样孩子们学起来更快。

我们五年级课本有个说明文的写作课，介绍白鹭。我们把“白鹭”改成“牦牛”，以当地举办的畜牧业为平台，向游客们介绍家乡牦牛，介绍牦牛在牧区生活当中的重要性，，以及到了冬宰，卖出去一头牛的收入是多少，以列数字、作比较等说明方法介绍家乡的牦牛。我们生活当中对牦牛非常熟悉。孩子们也许不懂得，但是以调查的形式让学生回家去做，与家人进行沟通，家里的爷爷和爸爸在这方面是高手。 

从1980年代至今，您亲历了西藏教育哪些重大变革？  

从普及六年制小学教育（扫盲） 到将九年义务教育法定化。从“有学上”到“上得起学”，西藏实现义务教育阶段“三包”政策（包吃、包住、包学习费用），后来扩展到高中阶段，彻底打消农牧民“供不起孩子上学”的顾虑。

1985年首创的“内地西藏班”，在这一时期扩大规模，从最初的几所学校增至全国20多个省市的百所学校。越来越多高原孩子有机会到内地接受教育，带回新视野，我就是受益于这一政策的学生之一。“互联网+教育”让偏远学校也能连上优质资源——通过直播，我们的师生可以听名师讲课，电子白板、在线题库进入课堂，改变了过去“一支粉笔、一本书”的教学模式。

如今走在西藏的乡村，最漂亮的、最新的建筑往往是学校，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“为党育人，为国育才”大字非常醒目。

您理想中的“扎根西藏的建设者”需要具备哪些特质？您的学生中是否有让您欣慰的传承案例？

愿意与这片土地“共生”的人，甘于平凡的人。我有很多学生都从事着教育工作，大部分都在县城和乡村担任老师，他们都是平凡的教育工作者。教师在三尺讲台上，用一支粉笔、一块黑板，挥写着自己的青春年华。当我们的学生从四面八方捷报频传的时候，我感觉我们的路同样辉煌。我们不是“太阳”，不能与“太阳”去媲美，但我们愿意把阳光折射给学生，只要他们灿烂，我们就是满足的。

如果让您再次选择，您是否仍会选择回到那曲，做一名小学教师？ 

我仍然会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到这里当一名小学教师。这里是生我养我的土地，我深爱着这片土地。最初我背上行囊，离开家乡去内地西藏班求学，我们的初心就是学成归来建设家乡。我觉得小学的教师教育事业是一种“叶”的事业。诗人泰戈尔说过：果子的事业是尊贵的，花的事业是甜美的，但是让我们做叶的事业吧！叶总是谦逊地、专心地垂着绿荫，每一位小学教师都像一片绿叶。

您希望人们在《第三极的记忆》中记住什么？

记住西藏在党的优良政策下不断发展、蒸蒸日上的教育事业。记住默默坚守初心，用“绿叶”的事业在党的阳光下，每时每刻进行着光合作用，孕育着花和果，孕育着这片土地上的万千桃李的平凡的人民教师。